□案情

賬上有余額未予減刑

4月9日上午，北京一中院在清河法庭開庭審理潘某減刑案。今年54歲的潘某，北京人。2007年12月至2008年7月，潘某先后以幫助炒股、補交社保金、幫助購房、幫助換購首飾等手段，騙取付某等3人共計18.5萬余元，潘某聲稱這些錢被他全部購買了彩票。2010年，法院以詐騙罪判處潘某有期徒刑8年，罰金2萬元，并追繳18.5萬元發(fā)還被害人。

此前的服刑期間，潘某已經分別兩次減刑，共減刑22個月，刑期至今年9月30日。

今年2月11日，潘某服刑的潮白監(jiān)獄再次提出減刑建議，認為他能認罪悔罪，積極改造，去年還曾獲得監(jiān)獄表揚獎勵，應再次減刑兩個月。檢方則認為，潘某未履行判決的罰金刑和追繳發(fā)還款項，但其消費卡上有1.59萬余元，其屬于有部分履行能力而不履行財產刑，因此不應減刑。

潘某稱，他并不清楚財產刑在哪里繳納，以為從監(jiān)獄就可以劃走，所以存到卡里面。潘某認為自己一直在積極履行財產刑，他監(jiān)獄卡上曾有2萬多元，但一直沒繳成，現在卡上還有一萬多元。

法庭審理后認為，潘某有錢不還，在獄內有高消費的行為，應視為不具有認罪悔罪表現，不具備法定減刑條件，因此裁判不予減刑。

□法官釋案

判決屬綜合考慮結果

法院方面指出，按照法律規(guī)定，罪犯在服刑期間，如果認罪悔罪、遵守法律和監(jiān)規(guī)、積極參加學習、努力完成勞動任務等，可視為有悔改表現，可以減刑，而積極履行財產判項的也可視為有認罪悔罪表現。但并不是說繳了罰金就可減刑，還是要看其他方面的表現，否則不予減刑，這是為了杜絕花錢買減刑情形的出現。而對于其他方面勞改表現尚可，但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財產判項的也不予減刑，因為此情形屬不具有認罪悔罪表現。

法院同時指出，潘某的犯罪履歷顯示出其主觀惡性較深，此次詐騙的犯罪情節(jié)可謂惡劣。其在服刑中不考慮被害人的感受，在獄內高消費，如果法院獎勵其減刑，定會背離被害人和社會大眾的意愿。因此，法院審判減刑假釋案件，既要考察罪犯勞改表現，同時還要綜合考慮罪犯原罪情節(jié)。

□中院發(fā)布

3年促使履行財產刑5960余萬元

昨天，一中院召開新聞發(fā)布會，介紹了該院規(guī)范減刑、假釋罪犯涉及財產判項的審查原則、裁判標準，以及促進減刑、假釋審理司法公開的主要舉措。

據一中院院長陸偉敏介紹，2011年，一中院在全市范圍內首次對減刑、假釋案件進行公開開庭審理。

從2012年至2014年的3年期間，一中院共促使服刑罪犯履行財產判項共計5960余萬元。

據陸偉敏介紹，一中院在審理減刑、假釋案件的過程中，在對罪犯的改造表現進行全面、細致考核的基礎上，把財產判項履行情況作為衡量罪犯認罪悔罪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充分考量個案的具體情況，最終確定裁決結果，確保減刑、假釋案件的公正審理。

據一中院審判監(jiān)督庭庭長徐慶斌介紹，在罪犯符合減刑的其他條件下，一中院確立了罪犯財產刑執(zhí)行、附帶民事賠償履行情況與減刑幅度相關聯的機制，即根據罪犯執(zhí)行數額與財產給付總額之間的比例，確定其獲得減刑幅度。他舉了一個例子：兩名同樣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罰金5萬元的罪犯，在其他減刑條件均基本相同的情形下，繳納罰金4萬元的罪犯要比繳納2萬元的罪犯從寬減刑一至兩個月。但他強調說，這樣計算出的減刑幅度并不是最終結果，只是決定減刑幅度的一個方面，尚需綜合罪犯的原判刑罰、實際改造情況進行判斷，以確定最終的減刑幅度。

徐慶斌也指出，罪犯對裁判判處的罰金、沒收財產，以及對被害人及家屬賠償義務等判項的履行情況，是考量罪犯認罪悔罪表現的重要因素。如果考量不夠，就會使罪犯及其家屬自動履行財產判項的積極性不高，有些罪犯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沒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這種情況的出現不利于罪犯的改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刑事案件財產判項的執(zhí)行難度。但徐慶斌也表示，如果罪犯確實無執(zhí)行、履行能力，應當提交書面證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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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種情況原則上不予減刑、假釋

1.罪犯在服刑期間的獄內消費、存款余額或者前二者之和超過財產刑或者附帶民事賠償數額的；

2.罪犯在服刑期間的獄內月均消費額較高的；

3.提請假釋的案件，罪犯所承擔的財產刑、附帶民事賠償義務未全部執(zhí)行、履行的。

　　　　　　　　　　　　　　　　　　　　記者 袁國禮 楊鳳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