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提出了今年5月1日之后全國法院都將全面實行立案登記制度。該制度旨在解決部分法院對于當事人起訴的案件既不受理、也不依法出具不予受理裁定、甚至連起訴材料都拒絕接收的問題。而立案登記制的全面推行是否意味著今后老百姓提起的每個訴訟案件都必然會被法院受理呢？顯然，并不是這樣。因為法院受理案件與否最終還要遵循包括三大訴訟法在內的相關法律法規(guī)———對于依據現(xiàn)行法律法規(guī)及其司法解釋不屬于法院主管范圍的案件，即使法院進行了登記，也應當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這其中就包括屬于“村民自治”范疇內的糾紛案件。
“村民自治”事項，法院真的沒有裁判權限
事實上，每年都有很多農村的老百姓因為各種紛爭來到法院打官司。他們當中，有些人拿到了判決書，還有些人卻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
以筆者所在法院審理的案件為例：老方是北京郊區(qū)的一個農民。1998年二輪延包的時候，他所在村的村委會和他簽訂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當時合同只約定了承包地的畝數，并沒有明確具體的四至（指某塊土地四個方位與相鄰土地的交接界線。———編者注）范圍。后來因為覺得種地不掙錢，他有幾年沒有繼續(xù)耕種這塊承包地。在此期間，有部分土地就被同村的老李耕種了。又是幾年過去，村委會重新為老方分配了承包地，除了確定畝數外，還根據周圍地塊農民的回憶一并確定了四至范圍。但這次分地的時候，要分給他的土地已經被老李耕種了好幾年。老方要種地，老李不干了：“我在這塊地上種了好幾年作物了，這是我的地，跟你沒關系。”死活不同意將土地交還給老方。沒有地種的老方沒辦法，只好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老李返還自己承包地。案件到了法院后，村委會也無法指認、確定重新分配給老方的承包地四至范圍。法院經審理認為這起案件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為沒有實際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而提起的民事訴訟，不屬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圍，故裁定駁回了老方的起訴。
像這樣類似的案例還不少。例如，被征地農民劉大姐，認為自己獲得的補償費太低，于是將村委會告上了法院，請求判令村委會按市場價支付被征耕地的土地補償費。法院經審理認為土地補償費是對失地的補償，而土地是村民集體所有的財產，因此這項費用也相應地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分不分以及如何分屬于村民自治的范圍，故裁定駁回了她的起訴。
對于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裁定，一些村民難免會提出質疑：難道法律不是保護老百姓利益的嗎？為何法院會將農民“拒之門外”？其實，上面這兩個案例雖然訴求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訴爭事項屬于“村民自治”的范疇，法院對此還真的沒有裁判權限。
什么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我國實行的、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法通過村民會議或經村民會議授權的村民代表會議依據民主議定程序討論決定涉及本村重大利益的事項，管理處分自己的財產資源，實行自我管理，基于村民自治形成的村集體意思表示，對于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均有約束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guī)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未實際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向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申請解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補償費數額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條規(guī)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爭議，由當事人協(xié)商解決；協(xié)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處理�！吨腥A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四條規(guī)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項，經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辦理：（一）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員及補貼標準；（二）從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業(yè)的興辦和籌資籌勞方案及建設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經營方案；（五）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補償費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貸、租賃或者其他方式處分村集體財產；（九）村民會議認為應當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項。村民會議可以授權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前款規(guī)定的事項。法律對討論決定村集體經濟組織財產和成員權益的事項另有規(guī)定的，依照其規(guī)定。”
以上這些法律法規(guī)及司法解釋都體現(xiàn)了對村民自治制度的遵循，將特定事項限定在了村民自治的范疇內，由村民通過民主議事程序自行處理，司法對此保持了一定的克制，體現(xiàn)了司法對于村民自治和村民集體意志的尊重。主要包括涉及處分村民集體所有的財產權益、涉及村務公開、涉及集體經濟組織行使管理職權、涉及確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等。也就是說，涉及這些領域的事項是不在法院受理案件范圍內的。
如果農村的老百姓遇到糾紛起訴至法院，根據立案登記制的相關規(guī)定，法院必須接收起訴材料并予以登記，但法院經形式審查發(fā)現(xiàn)所訴爭議屬于“村民自治”范疇內的事項，則應當裁定不予受理；如果在立案階段無法通過形式審查查明是否屬于法院主管，則應及時受理，由審判庭審查并明確的確不屬于法院主管后裁定駁回起訴。
對于“村民自治”事項不服，該怎么辦？
當然，也有村民會問了：如果對于“村民自治”的事項我不服該怎么辦呢？難道法院就完全不管我了嗎？其實，這種情形是可能存在的。當村民個人的意志或者利益與集體經濟組織的集體意志或整體利益存在沖突時應如何解決，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例如，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獲得和行使的問題，如果是因為簽訂的承包經營合同在履行中發(fā)生了爭議，如村里要提前收回土地、村民延遲繳納承包費等，這時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就涉及合同權利義務的爭議訴至法院；但如果是因為農民是否享有承包經營權、權利的范圍是什么產生的跟承包合同并無直接關聯(lián)的爭議，則應到相關行政部門尋求解決。如果相關行政部門在接到農民提交的解決承包經營權爭議的申請后在法定期限內未解決，也未給予任何答復，這時，農民可以提起行政不作為之訴；而如果行政部門對爭議作出了處理決定，但農民對這個決定不滿意，此時也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就這兩類行政案件而言，法院是可以受理的。
再如農村的征地補償問題，承包土地屬于村民集體所有，基于承包地所獲得的征地補償費也屬于村民集體所有。因此，征地補償費如何分配、使用，屬于村民自治的范疇，應通過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民主討論決定，并不以個別農戶或村民的意志為轉移。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出征地補償費的分配、使用方案之前，村民不能起訴要求給付土地補償費；分配方案制定出來之后，村民個人即使對這個方案有異議，也應接受村民集體意志的結果，而不能對分配方案提起訴訟，但在方案確定了費用分給誰、分多少，并且村委會已經實際領取了全部征地費用，此時被征地的農戶可以起訴村委會按照議定的分配方案索要自己應得的份額。此外，因為承包地而發(fā)生的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是屬于農民個人的，如果這兩筆錢已經被發(fā)包方如村委會領取了，農民個人是可以起訴對方要求給付這兩筆費用的。
因此，既然了解了村民自治制度的運行方式，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就應當積極參與集體決策和自我管理，通過選擇最能代表自己利益和意志的村民代表以及村委會組成人員管理集體事務、處分集體財產，從根源上確保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民主議定程序作出的決定符合最大多數村民的利益。
最后想說明的是，法律之所以規(guī)定了法院行使審判權處理糾紛的界限即法院的主管范圍，是因為司法職權并非萬能，對于某些領域的糾紛，如村民自治、行政管理、刑事偵查等，不宜納入訴訟渠道解決，也難以通過訴訟獲得根本性解決。因此，在立案登記制背景下，被法院予以實體審理和裁判的糾紛都應具備一個前提———這個糾紛屬于“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其他的訴爭糾紛仍應由相關部門通過其他途徑予以解決。而這樣的分工模式，其最重要的意義在于讓不同部門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充分履行各自的職權，為公眾提供有針對性的專業(yè)服務、更妥善地解決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類糾紛。(作者：孫靜波 系北京市房山區(qū)人民法院法官）
“村民自治”事項，法院真的沒有裁判權限
事實上，每年都有很多農村的老百姓因為各種紛爭來到法院打官司。他們當中，有些人拿到了判決書，還有些人卻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
以筆者所在法院審理的案件為例：老方是北京郊區(qū)的一個農民。1998年二輪延包的時候，他所在村的村委會和他簽訂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當時合同只約定了承包地的畝數，并沒有明確具體的四至（指某塊土地四個方位與相鄰土地的交接界線。———編者注）范圍。后來因為覺得種地不掙錢，他有幾年沒有繼續(xù)耕種這塊承包地。在此期間，有部分土地就被同村的老李耕種了。又是幾年過去，村委會重新為老方分配了承包地，除了確定畝數外，還根據周圍地塊農民的回憶一并確定了四至范圍。但這次分地的時候，要分給他的土地已經被老李耕種了好幾年。老方要種地，老李不干了：“我在這塊地上種了好幾年作物了，這是我的地，跟你沒關系。”死活不同意將土地交還給老方。沒有地種的老方沒辦法，只好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老李返還自己承包地。案件到了法院后，村委會也無法指認、確定重新分配給老方的承包地四至范圍。法院經審理認為這起案件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為沒有實際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而提起的民事訴訟，不屬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圍，故裁定駁回了老方的起訴。
像這樣類似的案例還不少。例如，被征地農民劉大姐，認為自己獲得的補償費太低，于是將村委會告上了法院，請求判令村委會按市場價支付被征耕地的土地補償費。法院經審理認為土地補償費是對失地的補償，而土地是村民集體所有的財產，因此這項費用也相應地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分不分以及如何分屬于村民自治的范圍，故裁定駁回了她的起訴。
對于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裁定，一些村民難免會提出質疑：難道法律不是保護老百姓利益的嗎？為何法院會將農民“拒之門外”？其實，上面這兩個案例雖然訴求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訴爭事項屬于“村民自治”的范疇，法院對此還真的沒有裁判權限。
什么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我國實行的、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法通過村民會議或經村民會議授權的村民代表會議依據民主議定程序討論決定涉及本村重大利益的事項，管理處分自己的財產資源，實行自我管理，基于村民自治形成的村集體意思表示，對于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均有約束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guī)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未實際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向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申請解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補償費數額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條規(guī)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爭議，由當事人協(xié)商解決；協(xié)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處理�！吨腥A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四條規(guī)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項，經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辦理：（一）本村享受誤工補貼的人員及補貼標準；（二）從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業(yè)的興辦和籌資籌勞方案及建設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經營方案；（五）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補償費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貸、租賃或者其他方式處分村集體財產；（九）村民會議認為應當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項。村民會議可以授權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前款規(guī)定的事項。法律對討論決定村集體經濟組織財產和成員權益的事項另有規(guī)定的，依照其規(guī)定。”
以上這些法律法規(guī)及司法解釋都體現(xiàn)了對村民自治制度的遵循，將特定事項限定在了村民自治的范疇內，由村民通過民主議事程序自行處理，司法對此保持了一定的克制，體現(xiàn)了司法對于村民自治和村民集體意志的尊重。主要包括涉及處分村民集體所有的財產權益、涉及村務公開、涉及集體經濟組織行使管理職權、涉及確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等。也就是說，涉及這些領域的事項是不在法院受理案件范圍內的。
如果農村的老百姓遇到糾紛起訴至法院，根據立案登記制的相關規(guī)定，法院必須接收起訴材料并予以登記，但法院經形式審查發(fā)現(xiàn)所訴爭議屬于“村民自治”范疇內的事項，則應當裁定不予受理；如果在立案階段無法通過形式審查查明是否屬于法院主管，則應及時受理，由審判庭審查并明確的確不屬于法院主管后裁定駁回起訴。
對于“村民自治”事項不服，該怎么辦？
當然，也有村民會問了：如果對于“村民自治”的事項我不服該怎么辦呢？難道法院就完全不管我了嗎？其實，這種情形是可能存在的。當村民個人的意志或者利益與集體經濟組織的集體意志或整體利益存在沖突時應如何解決，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例如，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獲得和行使的問題，如果是因為簽訂的承包經營合同在履行中發(fā)生了爭議，如村里要提前收回土地、村民延遲繳納承包費等，這時合同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就涉及合同權利義務的爭議訴至法院；但如果是因為農民是否享有承包經營權、權利的范圍是什么產生的跟承包合同并無直接關聯(lián)的爭議，則應到相關行政部門尋求解決。如果相關行政部門在接到農民提交的解決承包經營權爭議的申請后在法定期限內未解決，也未給予任何答復，這時，農民可以提起行政不作為之訴；而如果行政部門對爭議作出了處理決定，但農民對這個決定不滿意，此時也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就這兩類行政案件而言，法院是可以受理的。
再如農村的征地補償問題，承包土地屬于村民集體所有，基于承包地所獲得的征地補償費也屬于村民集體所有。因此，征地補償費如何分配、使用，屬于村民自治的范疇，應通過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民主討論決定，并不以個別農戶或村民的意志為轉移。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出征地補償費的分配、使用方案之前，村民不能起訴要求給付土地補償費；分配方案制定出來之后，村民個人即使對這個方案有異議，也應接受村民集體意志的結果，而不能對分配方案提起訴訟，但在方案確定了費用分給誰、分多少，并且村委會已經實際領取了全部征地費用，此時被征地的農戶可以起訴村委會按照議定的分配方案索要自己應得的份額。此外，因為承包地而發(fā)生的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是屬于農民個人的，如果這兩筆錢已經被發(fā)包方如村委會領取了，農民個人是可以起訴對方要求給付這兩筆費用的。
因此，既然了解了村民自治制度的運行方式，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就應當積極參與集體決策和自我管理，通過選擇最能代表自己利益和意志的村民代表以及村委會組成人員管理集體事務、處分集體財產，從根源上確保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民主議定程序作出的決定符合最大多數村民的利益。
最后想說明的是，法律之所以規(guī)定了法院行使審判權處理糾紛的界限即法院的主管范圍，是因為司法職權并非萬能，對于某些領域的糾紛，如村民自治、行政管理、刑事偵查等，不宜納入訴訟渠道解決，也難以通過訴訟獲得根本性解決。因此，在立案登記制背景下，被法院予以實體審理和裁判的糾紛都應具備一個前提———這個糾紛屬于“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其他的訴爭糾紛仍應由相關部門通過其他途徑予以解決。而這樣的分工模式，其最重要的意義在于讓不同部門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充分履行各自的職權，為公眾提供有針對性的專業(yè)服務、更妥善地解決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類糾紛。(作者：孫靜波 系北京市房山區(qū)人民法院法官）
